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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与藏家双赢 谁在支撑实验水墨的价值空间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    时间：2013/5/24     点击量：1468

 

刘子建绝丽 纸本水墨 136×68厘米 2011年

 


    2011年年底，英国查尔斯王子获得了一项特别且有意思的殊荣――伦敦第20届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以表彰其长期以来对当代艺术发展的大力支持。实际上，个人或者企业通过不同渠道支持艺术由来已久，尤其是对于表现前卫，受众较小的艺术形式而言，更是如此。本文目的就在于通过梳理南方地区实验水墨发展以来，个人与企业的赞助与收藏活动，以呈现赞助、收藏与艺术创作的互动关系。

    1998年，殷双喜在《实验水墨的文化意义及收藏》中写道：“实验水墨确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的分析、研究和收藏，将会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上世纪90年代末，正处在批评围绕实验水墨争执最激烈的时期，殷双喜却换了一个角度，向他的同行呼吁对实验水墨的态度应该回到对它的分析、研究和收藏上来，殷双喜成了最早把实验水墨的收藏和美术史联系在一起的批评家。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支持了艺术家群体的形成以及艺术创作交流研究风气的形成。”而在他看来，实验水墨的情况就是这样。

    1992年，吕澎、黄专等批评家筹划“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时对艺术赞助人和收藏家说：赞助现代艺术就是赞助历史，这种说法放在实验水墨这里尤其恰当。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像实验水墨这样一部崛起与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和赞助人、收藏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谓绝无仅有。从1996年开始，实验水墨就没有间断过来自民间资金的赞助，这些资金被用来出版文本、举办研讨会和展览。

    实验水墨名义下的赞助或收藏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6年的前几年，后来被称为实验水墨的艺术家在七零八落多年孤军奋战之后，通过《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走势》(以下简称《走势》)丛书渐渐浮出水面，虽彼此呼朋引类，但还不足以结成一个群体，《走势》即不纯粹是实验水墨的专属，且出书的费用靠的是画家自筹，自筹经费对捉襟见肘的实验水墨画家来说，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寻求民间资本的赞助实际上关系到实验水墨未来的发展。

    1996年，为配合《走势》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实验水墨想组织一个学术研究会，但费用是个难题，想靠画家自掏腰包根本不现实，后来是方土动用了他老乡的资源，所有费用来自广州信龙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其实也就是老总方天龙个人赞助的。“96・广州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研讨会”被看成是实验水墨崛起的标志，不仅在事实上宣告了实验水墨群体的形成，而且《走势》丛书也因此完成了朝实验水墨的转变，使它真正成了实验水墨创作和批评互动的平台，并由此开了民间资本赞助实验水墨的先河。

    1997年，在深圳陈弋的帮助下，第一本以实验水墨冠名的文本《九十年代中国实验水墨》编辑出版了。1998年11月，西安万城企业集团老总、收藏家刘江赞助在陕西省美术馆举办的“回首长安――中国现代水墨邀请展”，若再加上10月的“上海美术双年展”足以让实验水墨赚够人的眼球。

    2000年，八本一套的《黑白史・中国当代实验水墨1992-1999》，是实验水墨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出版的费用全部由黄真赞助。画家出单行本，破了实验水墨往常只出合集的先例。单行本的个案的方式对宣传艺术家更有利，相对充实的内容能更好地呈现画家的方方面面。黄真显然是实验水墨最重要的赞助人和收藏家，除了《墨白史》他还以“圆照堂艺术收藏画廊”的名义主办过刘子建、魏青吉的个人画展，并出版相关画册与专著，黄真对实验水墨的赞助涉及到了群体和个人。

    而陈弋在赞助出版了《九十年代中国实验水墨》五年后的2005年，她又作为中方的资助人赞助实验水墨在法国的“上墨・中国实验水墨”画展和同名画册，这个展览受法国里尔市政府的邀请，是作为法中文化年的一个项目，同时又是实验水墨在欧洲的第一个展览，不可谓不重要，陈弋为了使这次活动开展得更加顺利和圆满还专门注册了一个艺术基金会。

    龙运涛2005年以收藏家的身份资助吕澎、皮道坚、严善谆在深圳画院举办“实验水墨回顾1985-2000”展，展览的规模之大，作品之重要，以及收藏作品数量之多且均为代表作，堪称出手不凡，较之1998年刘江赞助“回首长安-中国现代水墨收藏邀请展”，显示收藏家成熟了许多，比如说龙运涛在收藏画家作品时提出必须要有一幅80年代早期的，这次收藏家的行为是在艺术史指导下的收藏。

    黄泷的出现则使民间资本赞助实验水墨的格局发生了改变，2003年黄泷还只是以个人的方式赞助出版实验水墨“质性”画展的同名画册，到了2007年则是以格沣艺术机构的名义，启动把南方打造成实验水墨基地的计划，考虑建立中国第一家当代水墨艺术馆，七月在“格沣・深圳馆”展出的“异质的水墨――中国当代水墨名家邀请展”算是开始。“格沣艺术机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年轻的实业家们将财力聚合形成的民间艺术机构和经济实体，如果说“格沣”决定要在实验水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就意味着今后民间资本对实验水墨的资助，形式上将从个人转变为财团或专业机构。

    实验水墨能在深圳持续获得赞助已引起研究者的兴趣。1996年广州的方天龙赞助完在华南师大召开的那次研讨会后，便结束了对实验水墨的赞助和收藏，当年西安的刘江通过“回首长安”画展收藏了一批实验水墨作品之后，似乎也再没有过大的动作，成都的龙运涛2005年做“实验水墨回顾”、资助殷双喜主编的《当代艺术中的刘子建――个实验水墨画家的个案研究》那本书的出版，是近两年里的事。比较起来黄真、陈弋、黄泷作为深圳的收藏家，对实验水墨的赞助行为则经历过初期的艰难，中期的茁壮和近晚期的辉煌，是在旷日持久中过来的，有人说实验水墨的前卫性和它的边缘位置与深圳这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与现代都市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关系，一点不错，它们就像命中注定似的牢牢连在一起的。

    实验水墨和赞助人、收藏家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几乎都是建立在个人感情或友谊基础上的，这是它一个显著特点。正如黄真谈他是如何开始对实验水墨赞助与收藏时说的那样：“一是画家和我的关系太好，二是对实验水墨画家处境的了解，三是因为我的鼓惑和煽动，慨括说先是出于友谊后是喜欢。”总之，这些赞助人和收藏家和那些以学术方式声援实验水墨画家的批评家一样，是首先给了实验水墨应有的信任、信心和温暖的人，顺理成章，这些艺术赞助人也就成了实验水墨最重要的收藏家。

    的确，曾经的艺术赞助人、收藏家和实验水墨之间的关系令人称羡，它发端于实验水墨最艰难的时期，持续于实验水墨的整个历史过程，他们的收藏对应了某些事件或艺术家的某个创作环节，收藏本身成了实验水墨发展历史中的一部分，结果是画家与收藏家的双赢，在今天成了画坛的一桩佳话。

 

 

（网络编辑：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