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藩：加强社会管理 加强文化建设
文章来源：慈善中国 日期：2012年04月19日 作者： 时间：2012/6/27 点击量：1370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
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科学化，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正确地分析判断形势
（1）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已经由比较封闭逐步转变为开放、多元、包容，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政治、社会的参与水平逐步提升。这是社会日趋成熟、不断发展的表现。同时，由此而产生了各种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例如，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各个新兴阶层的崛起，就引发了多元的政治诉求。从经济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同利益群体的财富差距迅速扩大，财富鸿沟形成了经济利益的垄断性与排他性。在这种变革中形成了各种新兴的社会阶层，它们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从政治上看，各个阶层的政治诉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表现在对经济体制、财产制度、政治构架、司政过程的不同诉求。
这种新的形势也是我们当前创新社会管理的经济政治前提。
（2）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利用了世界市场的条件，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对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却有所忽视。一是未能从一开始就注意防止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忽视了市场伦理建设；未能将“经济人”的利益追求冲动与“社会人”的公平互利要求结合起来。二是引进世界资源、融入世界市场，未能及早研究与有效防范资本主义消极思想文化的侵蚀。三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不够，特别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包括战争年代的群众工作经验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 年治国理政、管理社会的成功经验未能全面总结传承。四是部分领导干部庸怠贪腐，负面影响严重。由于上述原因，社会思想道德、社会交往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突出问题。
（3）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现实中存在的社会冲突，既对社会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又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也对人民群众心理产生重大压力，所有这些，又给西方敌对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既是当前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今后发展的一项长远性课题。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刘海藩主持论坛
2. 把握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协调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关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是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向。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管理依靠人、管理关注人、管理服务人。特别要提出的是，这里的人，是人民群众，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民群众首先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参与、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社会管理的力量源泉。有效激发、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关注、参与社会管理，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在整个社会管理过程中，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牺牲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需要作为确定思路、安排工作、检验成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受到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福利，使全体社会成员有全面发展才能和奉献聪明才智的机会。
3. 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系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由相对封闭转向全面开放以后，社会结构、政治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了新的更丰富要求，要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共同发展，而且这5 个建设是一个紧密相关的系统。尤其是社会建设，对其他4 个方面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阶层复杂化的社会结构中，要求公共权力更加公开、透明，公共政策更加公正合理，公共事务更加民主、高效。也就是要求社会各方共同治理社会。中央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各级党委、政府及各有关方面，应当创造性地予以落实。
（1）各级政府要明确社会管理的责任。早在上世纪末《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就明确了政府的职能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10 多年来，在社会管理方面尚未形成有效的体制和工作机制。例如，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主要停留在社会控制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框架内，基本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按照今天中央提出的“政府负责”的要求，首先是要转换政府的角色定位，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把政府自己难管又可不管而社会能管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管理。其次是政府要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切实做好公共服务，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度。三是政府要加强自律，公开公正地使用公共权力，并主动诚恳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不断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2）大力培育、支持有效社会组织的成长。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是社会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一些组织在研究社会问题、协调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说来，这些社会组织由于缺乏资源或受到某些限制，难以在一些重要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一些门槛低而又容易得到资源的领域，又有重复建立非政府组织、造成资源浪费的现象。因此，要从社会协调的实际需要出发，培育社会组织，并支持激励它们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
（3）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调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社会是公众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负有管理社会的权利和责任。但是，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人民把公共权力交给了政府，让政府使用这个权力为人民谋福祉。而最高的政治权力——民主权利理应在人民手里，人民掌握这个民主权利，就是为监督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情况。我们经常看到媒体上讨论基层民主建设要加强。这当然很重要，其实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都应当阳光施政，接受监督，提高政府公信度。所以必须切实健全民主政治制度，让人民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积极地参与社会管理，主动地消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在价值理念上要坚持以人为本，将保障人民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统一起来；在行为方式上，要将党委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作用统一起来，在外部联系上，要将社会管理与改革发展统一起来，处理好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刘海藩（中）与中央党校报刊社原社长白占群（右二）及与会代表共同探讨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的工作开展情况
加强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目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我们经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新的历史机遇和诸多挑战面前，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六中全会及时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承接，也与推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深刻认识。必将有力地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热情，从而开启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
1.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国
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魔灭的重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对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的科学概括。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珍惜自己的血缘脉络，而以文化定义的民族，更会珍视自身的文化脉络。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正是以文化认同为纽带，而使之得以维系和发展。从炎黄时代就开始了由部落征战转为部落联合、民族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基本内涵。到春秋战国时期，由诸子百家进行深刻的理性思想和文化的自由创造，真正形成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到了秦汉时期，则将诸子百家创造的文化在实践中应用、检验、融汇和发展。先是秦代推崇法家，继而是汉初信奉黄老道学，再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后是经过吸纳融汇多家所长的儒学成为主流文化。主要以“忠孝仁义”为核心内容的价值体系得到认同。这反映当时的社会存在和发展需要儒家文化。这种文化承受着历史的进程又得到了不断的扬弃和丰富，同时又不断地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成为了一个文化的概念。后来虽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可以说发生了民族危机，同时也迎来了文化碰撞，但由于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化解了危机，而且使文化得到了交流和创新，在儒学主导的同时，玄学产生了，佛学广泛传播，道学诞生了。开始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行并汇的局面。到隋唐重建统一以后，中华文化继秦汉以后再显辉煌，儒释道并行不悖，以儒治国、以道修身、以佛养心、各得其所、平等竞争。我们讲的汉唐盛世，乃是中华文化的辉煌时期。到了宋朝，一些知识分子提倡儒学复兴运动，崇尚做人的气节操守、为政的廉洁清正、做事的忠于职守、居家勤俭、邻里和睦等文化理念。并吸收佛学的智慧重建儒家价值信仰，同时通过考证诠译又丰富了儒学，并在治国修身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概念，形成了一个文化创造的高峰。接着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由三个不同民族分别掌权，但都认同中华文化，都按中华文化的理念治国安邦、修身立命。不断加深了中华大地数十个民族的交融、合作、团结，加强了对各个民族具体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的尊重与包容，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
回顾历史，中国传统思想中学派众多，唯有儒学一直成为主导思想，原因主要是：(1) 它一产生就具有继承、发展的品格。孔孟是儒学的创始人，他们创立儒学，全面继承了西周的政治哲学、世界观和道德思想，形成一种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结构相适应的伦理政治。(2) 它不是一种纯学术思想，而是立足为社会经济政治服务，即可“经世致用”。强调用思想道德提高人的素质，以道德保证治国理政的清廉、人际关系的有序、社会的安定和谐。战国末年，荀子更是集先秦诸子之大成，使这一思想体系更加丰富。至宋明时期，再经过程颢、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人的传承发展，儒学成了一个更加完备的体系，从而也更加深入人心。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曾长期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绝不能简单地“回到儒学”；但是，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的。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刘海藩出席“金秋红山-十人画展”开幕式
到了19 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他们用坚船利炮攻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曾经试图从摧毁中华文化入手来消灭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却继续传承，并在西方文化泥沙俱下的涌入过程中，过滤筛选，吸纳它的有用要素，反而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博大文化胸怀中使中华文化得到进一步丰富。中华文化的这种包容、坚韧、强大的生命力，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
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或者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再一次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品格。这种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融汇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吸纳世界革命的经验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一经形成，就像一声春雷使大地惊醒和涌动，全面地影响、指导、推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等各方面的变革和发展进程，走上了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并通过曲折的实践，又进一步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56 个民族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体现了中华文化这条生生不息的强壮的血脉，滋养着、连结着56个民族成为一个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在传承中开拓未来、在坚守中面向世界的包容的开放的特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十几亿中华儿女的精神信仰、精神动力、精神支柱和心灵归宿。也是十几亿中华儿女生存发展的支撑、安身之命的所在、身份归属的标志。这就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珍惜这条血脉、守护这个精神家园，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刘海藩讲话（右一）
2.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灵魂
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全会概括的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是全国人民主流思想道德精神的体现。它以共同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为支撑，使人们超越地域、血缘、阶层职业等差异，形成全国人民共同的思想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复杂的社会思潮涌动碰撞，某些错误思潮已经或正在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对社会的道德水平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常常听到拯救社会道德的议论。当然，总的说来，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但也不能否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有所滋长，理想信念丧失、诚信缺失、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低俗媚俗、腐化堕落等问题也严重存在，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由此说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要看到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存在。市场经济追求效益，它固有的功利性、实效性具有二重性。随着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出现，他们更多地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选择价值取向，形成多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出现与主流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2）由新科技革命带来“意识形态陷阱”。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以其所据有的科技优势，宣传世界将走一条由科学技术决定的“同质化”道路。人们更多地关注科技竞争，简单地用科学技术来衡量综合国力，叫做“工具理性”，忽视了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存在，放松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3）国际环境的挑战。一是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击。苏东剧变本来是被扭曲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是苏共领导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由于上述两个因素被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利用，造成了社会主义的低潮，客观上却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威信。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标榜“普世价值”等欺骗宣传进行渗透、西化和分化，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他们将战略重点转向我国，对我国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很大，理论界也不乏所谓“普世价值”的声音。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懂得的一个常识：在阶级社会里，凡是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质属性，都会深深打上历史的烙印，都会反映其阶级利益的规定性。作为意识形态最直接表现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取向，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性”。（4）网络化传播方式的挑战。信息网络化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它的时效快、容量大、互动性强、渗透功能大等特点，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网络技术在总体上是西强我弱，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也对我们造成了更大威胁。
《慈善中国》杂志社社长刘浏与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刘海藩
可见，不论从对内正本清源，团结人民、凝聚才智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还是对外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蚀、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基础的要求，都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建构、坚持、践行，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准则。有了这个准则，做为一个公民，就有相信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力，做为一个民族就有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做为一个国家就有刚柔并济的竞争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核心，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关键。为此，要力争使全国人民认知、理解、信奉、践行，以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程度。在工作上，要进一步具体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层次，使观念更加清晰丰富、行动有更加明确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要体现到文化产品创造、生产、传播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带动和塑造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和个人品格的精神和动力。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当然要通过教育、启发、引导来实现，对不同人群可以有不同要求。但对四类人群必须作为重点：一是领导干部和党员，二是公众人物，三是知识分子，四是青少年。领导干部握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其言行直接影响群众的心理和利益，左右着社会风气，必须作社会表率，努力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楷模。公众人物在很多场合都是群众的代言人、社会的形象，特别是青少年的偶像，他们的言行对社会的影响最直接、最广泛，应当成为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桥梁。知识分子是社会知识的研究者、创造者、评价者、传播者，其言行对人民群众思想认识、社会交往、政治态度影响很大，乃至对政策取向、建设事业理程均产生影响，应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较深刻的理解、积极宣传和贯彻。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学校教育和社会青少年教育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极为重要。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建设之魂、是兴国之魂。魂必须附体，就是要将它的建设和引领作用，具体贯彻落实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活动中去。
当然还有文化产业、产品、人才，都要用核心价值观来要求、来规范、来评价、来检验。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慈善中国》丛书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