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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磊:关于对当前社会控制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思考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魏磊    时间：2016/12/30     点击量：945

 

一、社会控制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时提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随后学术界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目前学术界许多人言必谈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而忽视社会控制，有的甚至认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管理，社会建设可以取代社会控制，没有必要单独关注社会控制。事实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社会建设一词最早由孙中山提出。他在《建国方略》第三部分《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中，阐述了唤醒民众，治理中国社会，开启新生活的愿望。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社会建设内涵的认识不断动态化、时代化、现实化。“现代社会建设不仅包括满足人们的物质诉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治理，包括为教育、科技、文化、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还包括对越轨和冲突行为的规范和控制，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另外，社会建设还应包括促进人们的道德水平的提高，构建合理的社会共享道德价值观。”[3]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4]（P29）、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5](P34)这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建设的性质、任务等。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过程。

管理要以人为中心。社会建设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3]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从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 [3]。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积极探索“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5](P34)，就是从政府在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协调和服务讲的。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便于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便于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

社会控制，是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过程。它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主要功能表现在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各种关系等方面，是搞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同样属于社会建设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没有科学有效的社会控制，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不可能顺利进行

可见，“就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目标来说，两者都是为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服务的。就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来说，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建设，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社会管理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是社会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无疑的。”[6]总之，社会控制、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三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三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中，社会建设应以民生为重点，社会管理应以优化服务为重点，社会控制应以维护社会秩序为重点。

二、当前对社会控制问题能否进行深化研究

(一)深化研究具有厚重的现实基础

社会控制的根本职能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社会稳定决不是一厢情愿的。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社会动荡和政治腐朽的历史阶段”[7](P25)。当前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象。实事求是地讲，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艰苦努力，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8](P3)。由于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社会上怪象百出：“有群众议论说社会上有‘二十多’：交通事故多、诈骗绑架多、偷盗抢劫多、拐卖妇女儿童多、工伤与职业病多、卖淫嫖娼多、赌博行为多、行贿腐败多、买官卖官多、制假售假多、食品安全问题多、住房困难多、残疾人群多、讨钱要饭多、留守儿童多、孤寡老人多、“四二一”家庭多、无业可就多、低收入人群多、群体事件多。”[9]这些社会乱象又衍生出诸多不良行为和畸形心理，比如，仇官、仇富、仇社会、恃强凌弱、欺贫爱富、“拼爹 ”等，致使社会的稳定和谐受到严重冲击。这些客观存在的各种不和谐因素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对社会稳定和谐提出了严峻挑战，急需从优化社会控制方面寻求答案。显然，这是社会控制问题研究所立足的现实基础。

（二）深化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基本的、科学的理论依据。例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启示我们，为了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重视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抓好法制建设，抓好反腐倡廉建设，抓好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为“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这一社会控制模式的探索与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社会和谐的思想占据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位置，大多以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其基本目标，可谓丰富多彩。这些“奇葩”，如，孔子的“人性本善”、“天下有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欲而不贪”；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严刑竣罚”、“以法治国”；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等思想，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提出的一整套以“礼”、“法，’(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主干的、从思想观念到具体行为的规范体系，并为推行这套规范体系构筑了以教化和赏罚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通过“尚贤使能”所构筑起来的社会官僚机构为组织保证、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原则、以“明德慎罚”为控制原则的社会控制运行机制[10]，增强了本文写作的理论底蕴。

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社会团结理论、社会整合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公正理论、社会福利制度和理论以及公民社会理论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撑。例如，被称为“美国冲突论的奠基人”[11]（P111）和“改革取向的社会学的再生之父” [１2]（Ｐ254）的米尔斯，将冲突取向重新引入社会学，“在承认社会冲突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整合、创新、平衡等正向功能，强调以理性沟通、积极疏泞的方式去寻求解决之策，最终推动社会变迁与进步。” [13]其一系列理论观点，对我们优化社会控制，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具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深化研究具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有助于彰显社会控制理论的当代意义。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对实现社会稳定都有过论述，有些观点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科学的合理的思想，至今仍闪闪发光。像亚里士多德、亨廷顿、孔子、孟子等都有很多有价值的稳定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是对稳定问题作过大量论述，然而，对这些思想，从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审视，对彰显社会控制理论指导意义的挖掘做得还不够。所以，当前的社会控制研究很有必要以上述思想为立论基点，明晰地回答：只有掌握和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将社会控制理论运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中，实现社会控制科学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才能为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保证社会良性运转。正如罗斯所说:“社会控制在其真实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传统和社会团体的保障；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秘等等的保护者。”[14]（P335）

有助于形成实现社会稳定必须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共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但由于不同的学科视角不同，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面临的严重挑战的看法以及解决的对策也不尽相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差距也比较大。如何凝聚共识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以尽可能地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深化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全社会达成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离不开社会控制，更需要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共识。

有助于制订构建和谐社会的控制政策。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性工程。如何保证其健康运转？科学有效的社会控制政策至关重要。比如，把长期对策和短期对策结合起来，经济、政治、文化对策结合起来，防范机制、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结合起来，国内对策和国外对策结合起来，等等，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深化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无疑为可以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健康运转提供决策参考。

有助于提高社会控制的能力和水平。社会控制无疑是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和稳定局面的重要手段、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有力保障。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如何使社会控制科学化，怎样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课题。期望本研究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于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社会控制的平衡整合作用、调节融合作用、保障作用、导向作用、凝聚作用等，使社会控制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得以提高，以期促进形成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

三、当前如何深化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

（一）必须正视当前研究的欠缺

目前，围绕维护社会稳定与优化社会控制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之处，其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国本土化的社会控制思想不够系统和成熟。关于社会控制的研究，欧美等国家开展的比较早，成果也较为丰富。最早把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国内对控制理论的研究基本上走过了一条从西方引进、反思质疑、控制理论本土化的过程。因而，“社会控制”这一概念在我国显得较为年轻。对它的引进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质疑的焦点多数集中在对于社会控制论背后所体现的阶级本质上，认为社会控制论所说的控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者的控制，甚至认为社会控制论给资产阶级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该理论只是资产阶级欲使其统治更为合理化的工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学界从事社会控制的研究逐步活跃起来。目前，“社会控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基本上被学界所共知和接受。一些学者对“社会控制”的内涵、社会控制的方式、手段、内容和体系等进行了探讨，也出现了不少力作。纵观这些学者的研究，虽没有复制照搬西方学者的思想，但研究中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学者研究思维、研究模式、研究观点的影响，因而，中国本土化的成果不够凸显。

从实践角度，围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对改进创新社会控制工作的多角度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这方面有分量的著述寥若晨星。例如，思想政治工作无疑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从总体上看，对其研究己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研究的重点还不够突出，内容略显宽泛，还有待澄清以下几个基本问题：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有哪些，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其运作条件是什么，表现出何种具体的规律等。其次，在新旧两种机制转换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可能会发生哪些机制性“病变”，如何预防和治理这些机制性“病变”。再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机制有哪些，其运作的条件是什么，如何运用这些机制，进一步优化社会控制，特别是如何通过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社会控制科学化。

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迄今为止，国内真正涉及通过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维护社会稳定，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的多角度、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实践操作层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特别是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强化、改进和创新社会控制工作，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的研究则更显不足，这恰恰是本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要将研究的主题定位在“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上

作为一个最初局限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概念，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深入推进，“社会控制”已经成为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控制论、系统论等多学科研究共同关心的话题。而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社会出现了某些失序与失控，加之我国社会建设深入推进，很有必要提出“社会控制科学化”这一重要内涵，并叫响“要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必须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这个观点。如果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是一列正在飞进的高铁的话，那么，要想让这列高铁安全平稳地驰骋在中华大地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驾驶员高超的操控水平。而这里的“高超的操控水平”就是本文所提及的“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这种水平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不断提高的。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地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5］（P1），“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5］（P13）。显然，在斗争中取胜，需要社会控制，更需要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

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做好任何一项工作，必须有的放矢。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同样如此。如果说保持社会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的”，那么，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就是“矢”，而基本原则和要求则是把“矢”发射好所必须遵循的要领和准则。只有坚持好这些原则和要求，才能在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使社会控制达到科学化状态。因此，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掌握好社会控制客观规律、把握准社会控制价值尺度、用科学的方法来推进、以科学的制度作保障。

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要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社会控制的经验。我国当代社会，政治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整体而言，社会控制是成功的，是科学、规范和有效的。但由于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讲，这是社会控制弱化乃至效率不高的典型反映，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隐患。古今中外社会控制的经验和做法，例如，唐代贞观之治、贵州瓮安“6.28”事件、英国新工党执政三连任等，为我们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令人深入思考乃至借鉴之处。

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要对基本路径进行科学的总体设计。社会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社会控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社会控制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触及的问题更具根本性，很多都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突出的问题。因此，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必须对基本路径进行科学的总体设计，要分清轻重缓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着力解决现实中的一些关键的问题，如，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力度，着力增强党的民意基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构建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着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改进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着力增强“生命线”功能等。

（三）需要强化三个问题的研究

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入进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不断推进，社会控制问题必将会展现出令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具体工作者感兴趣的理论魅力。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1.有待加强和深化对衡量社会控制科学化和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标准的研究

客观地说，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种种挑战，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迫在眉睫，大势所趋。关于如何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对策是多样的，比如，可以从努力探求科学的社会控制体系、着力解决现实中的关键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控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等方面寻求答案。然而，究竟如何判断社会控制达到了科学化？如何对社会控制科学化的绩效进行评估？究竟社会控制科学化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和高度，才真正称得上有所提高？确立这样的层次和高度的依据是什么？可量化的指标有哪些？怎样选取？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有待加强和深化对社会控制主体的研究

实现社会控制科学化，必须首先提高社会控制主体的权威。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控制的主体。这个主体在实施社会控制过程中所具有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社会控制的效能。如果说建设和谐社会好比经营一个有机农场，那么，要保证这个农场能生产出真正的有机产品，农场管理者必须尽职尽责地加强对各个生产环节的管控。这里，这些“农场管理者”相当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和谐社会这个有机农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一定要首先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达成加大社会控制力度的共识，实现无缝隙覆盖。比如，反腐败问题。当前，人们对腐败分子有切齿之恨，一旦腐败分子被惩处往往皆拍手称快。在宏观、中观意义上，总体上看，这些年来，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较好地安定了民心，维护了社会稳定。民众对党中央关于“苍蝇与老虎”一起打的决策非常拥护，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也是满意的。然而，微观方面的控制力度和效果还不够。例如，一旦某个腐败分子被惩处，或者一旦某位领导干部被有关部门调查，各种传言满天飞，局外人搞不清是真是假。而有关部门又不能及时给公众以知情权，致使以“反腐败的效果取信于民”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说，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被查处期间以及被判刑后，坊间一直传说此人有46个情妇，很多人信以为真，从而对党的高级干部形成了极坏的印象。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关部门才对这一传言予以澄清。可见，社会控制的力度不应仅仅放在宏观、中观层面，微观层面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3.有待加强和深化对社会控制的制度建设技术层面的研究

如果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以强力控制为特点的社会稳定模式和社会控制机制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特定的作用，那么，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分化，传统的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控制则难以再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为此，必须深化研究如何从制度的层面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以便尽快实现对转型期的社会秩序的重建。当前，社会控制的部分制度在实践中未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有的制度甚至流于形式，而有的制度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如，户籍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致使这些制度失去了发挥社会控制的应有效力。因此，要深化研究“如何加以重点完善和实施社会控制的一系列制度”、“如何使社会控制制度科学化”、“如何以科学的制度为提高社会控制科学化水平提供重要支撑”等等。